朱曉玫這次到上海，特地選了在小廳演出，她說，“因為《哥德堡》這么安靜的作品，其實是在教堂里彈的，但沒有辦法。”（攝影：Martin Jehnichen）

與朱曉玫的電話采訪約在某天晚上 7 點。我守著電話等待她從巴黎公寓打給我，但鈴聲遲遲沒有響起。經(jīng)她國內(nèi)經(jīng)紀人張克新轉(zhuǎn)達才知道，她撥了好幾次都沒撥通，“她給國內(nèi)打電話經(jīng)常發(fā)生這樣的狀況。”
就如同某種考驗一般，外界想要聯(lián)系到朱曉玫，過程往往都曲折而漫長。
張克新最初也一樣。2011 年，他在網(wǎng)站上偶然看到一個叫“Zhu Xiao Mei”的鋼琴家，一聽發(fā)現(xiàn)，她演奏巴赫讓人驚為天人。那時年過六旬的朱曉玫已在法國乃至世界享有很高的聲望，卻不為國人所知。
張克新過了很久才與她取得聯(lián)系。“很多年來她都不用電腦，剛剛學(xué)會查郵件，且不會回復(fù)。至于手機，那更是對她來講太現(xiàn)代了，她從不曾擁有過一部。”他在一篇文章里回憶道，“聯(lián)系她的方法只有打家里座機，但該座機經(jīng)常處于留言狀態(tài)。如果她在練琴，再重要的電話，她也要在練琴后聽了留言再說。”
就是這樣一位只在墻外開花、幾十年來低調(diào)至極的“鋼琴隱士”，最近突然在國內(nèi)火了起來。她的生平事跡傳遍網(wǎng)絡(luò)，在古典樂迷中掀起一陣波瀾。
11 月，朱曉玫即將在中國內(nèi)地展開巡演，演繹陪伴了她三十年的巴赫《哥德堡變奏曲》。這是她 60 年來首次回國為中國觀眾演奏，也正因如此，她的音樂會“未演先熱”，幾乎每個城市剛一開票就售罄。
那天晚上，經(jīng)過漫長的等待，我試著回撥了她巴黎住所的電話，才終于聽到電話那頭朱曉玫那低沉粗啞的聲音——這聲音在我早先觀看她的視頻采訪時就已打動過我——那種溫和、謙卑的口吻，透著出世的沉靜，讓我心生“這樣的人才能彈好巴赫”的感慨。
問及如何看待她在國內(nèi)“遲到的名聲”，她帶著幾乎過分的謙虛說道，“我的名聲純粹是媒體給捧出來的。我談不上有名聲，我根本還是個沒有名的人。”
“但這次來上海演出，意義和其他地方大不一樣。”她說，“我的家鄉(xiāng)在這里。回到這里讓我想起我媽媽——你也知道上海人的家鄉(xiāng)觀念多么強，她四十年、五十年天天想回上海，最后也沒有機會。我覺得這次回來是還了她的一個愿。”

人生如一曲哥德堡
朱曉玫 30 歲走出國門，40 歲才擁有事業(yè)第一春。而她的青春，和那個時代許多人一樣，被交付在一場虛妄中。
1949 年 9 月，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，朱曉玫出生于上海的一個藝術(shù)家庭（這在當時意味著“出身不好”，這個詞在青年朱曉玫的心里投下了巨大的陰影）。第二年，她隨父母遷居北京。在她三歲時，家里搬來一臺 Robinson 牌鋼琴。母親為她彈了一曲舒曼的《夢幻曲》，成為她最早的音樂啟蒙。
朱曉玫 11 歲就考上了北京中央音樂學(xué)院，師從潘一鳴教授。但不久，她的學(xué)業(yè)因“文革”爆發(fā)而中斷，被送到河北張家口地區(qū)接受了五年“上山下鄉(xiāng)再教育”。
在她的英文版自傳“The Secret Piano——From Mao’s Labor Camps to Bach’s Goldberg Variations”中，她分 30 個章節(jié)，將自己的人生比作一曲“哥德堡”，用一半的篇幅寫了自己出國前的生活。她一次又一次直面自己是如何在整個時代的癲狂中逐漸變得麻木。這些描寫如今看來刺眼，卻誠實得近乎赤裸，讀來讓人心痛。當時頻繁的公開“自我批評”對朱曉玫產(chǎn)生了最直接的影響：導(dǎo)致她現(xiàn)在每次演出時，一方面對觀眾充滿感恩，一方面又覺得自己不值得看，由此擔心他們只為批判和挑刺而來。幸好，是對音樂本身的信念讓她堅持到最后。
1979 年，著名美國小提琴家斯特恩訪華，那部著名紀錄片《從毛到莫扎特》給了朱曉玫去美國深造的決心，那時她正好 30 歲。在美國拿到鋼琴演奏碩士后，朱曉玫于 1985 年赴巴黎發(fā)展，定居至今。目前她任教于巴黎高等音樂學(xué)院。
剛到國外那段時間，她幾乎什么苦都吃過，餐廳刷盤子，做服務(wù)生，寄人籬下，入不敷出……但只要坐到鋼琴前，她就像變成了另一個人。
其間的“傳奇”故事也廣為流傳。例如，她有陣子住在波士頓交響樂團首席女長笛手的家里，以幫助照看房子來換取食宿。她可以使用鋼琴，但條件是每當聽到車庫門響，練琴立即停止。后來長笛手偶然中看到朱曉玫的成績單，問她能不能彈些曲子給她聽，最后大吃一驚——驚嘆家里竟然住著這么一個鋼琴家。
朱曉玫本人可能不會喜歡對她的生平如此平鋪直敘。雖然這些都能在她的傳記中讀到（她用法文撰寫，后被翻譯成英語，尚無中譯本），但用她的話說，那是“被逼無奈”寫的。當時出版社對她說，你不寫我們就幫你寫，但這樣你就沒法控制了。她差點為這事鬧到法庭上，最后律師告訴她：“他們有權(quán)利寫他們想寫的東西，你最好還是自己來主持這本書。”
“我覺得我沒有權(quán)利講我自己的一生。我其實是個沒有受苦的，或者說苦受得不大的人。”朱曉玫說，“我這一代，人人都有一本書。我覺得我沒有權(quán)利來講。”
她一直記得小時候父親對她說的話：當我們死后，不應(yīng)該在世上留有痕跡，就像有句話所說，“天空未留痕跡，鳥兒卻已飛過。”
但另一方面，她說，“我有幸在東西方三個國家生活。我從中認識到，不同文化的碰撞是多么重要——作為一個在如此環(huán)境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女性，我也能演奏巴赫。”因此，她希望人們在了解她的生平后，“能夠產(chǎn)生去聽，并且重復(fù)聆聽巴赫的興趣。”而這 30 個人生篇章，加上首位兩個《詠嘆調(diào)》（Aria）從結(jié)尾又回到最初，“就像生命自身的輪回。”

1970 年冬，朱曉玫和李小平在 4619 部隊接受再教育時，在沙嶺子果園旁小山上合影留念

朱曉玫幾乎什么苦都吃過，餐廳刷盤子，做服務(wù)生，寄人籬下，入不敷出……但只要坐到鋼琴前，她就像變成了另一個人

巴赫的信徒
有人把朱曉玫與加拿大鋼琴家格蘭·古爾德（Glenn Gould）并稱為演繹巴赫的“雙峰”——兩人的《哥德堡變奏曲》版本也都各有自己的擁躉。而對朱曉玫來說，巴赫就是她生命中的一座高峰。她日復(fù)一日，常年累月地彈，就像一種修煉。朱曉玫告訴我，有人想讓她錄巴赫鋼琴作品全集，“我這一生大概完不成這個任務(wù)。所以我也沒有新的作曲家和曲目想要挑戰(zhàn)。”
作家馬慧元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出，古爾德躲在“子宮般寧靜”的錄音室里，把自己關(guān)在孤寂之中，讓我們相信只有那樣的環(huán)境才能錄出境界超等的巴赫；而身為中國人，經(jīng)歷了那樣一個時代、鋼琴學(xué)習(xí)曾遭受過毀滅性打擊的朱曉玫，哪有如此奢侈的條件？她長年面對的是忽視和孤獨，要修煉到那種境界，背后該有多少付出？
也許是因為，朱曉玫真正成為了巴赫虔誠的信徒，修得內(nèi)心純凈，不摻一絲雜質(zhì)，這與國內(nèi)當下浮躁的社會風(fēng)氣形成鮮明的對比。因此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素面朝天，風(fēng)塵仆仆的朱曉玫，會覺得她不屬于這個時代。
反過來，是巴赫給了她最豐富的精神滋養(yǎng)。在張家口勞改營時期，也是巴赫陪伴她度過那段艱難的日子。那時，在不允許演奏西洋樂器的情況下，朱曉玫竟然把家里那臺鋼琴偷偷運了過去，謊稱為排練“樣板戲”所用。因琴譜稀缺，她手抄了一本巴赫《十二平均律》。在寒冷的冬夜，她從平均律中挑出最復(fù)雜的五聲部賦格練習(xí)，將聲部與織體理順，“這種訓(xùn)練能讓手指暖和起來”。
而第一次接觸《哥德堡變奏曲》，是在波士頓房東的家中。她從鋼琴上厚厚一疊琴譜中發(fā)現(xiàn)了它。
“哥德堡”其實是一個鍵琴演奏家的名字。1741-1742 年間，俄國駐德國德累斯頓大使患上失眠癥，委托哥德堡找巴赫寫一些曲子，好在失眠時供哥德堡彈奏，以消磨長夜。“那時的巴赫絕不會想到該作品在他身后會產(chǎn)生如此影響。”朱曉玫說。
她試著將它彈奏出來，30 個變奏后，她忘記了時間的流逝。等彈完最后的《詠嘆調(diào)》，她完全沒發(fā)現(xiàn)房東已經(jīng)在她身邊聆聽良久了。從此，她再也沒有離開這首曲子。
這是巴赫晚期的一部羽管鍵琴作品，也是音樂史上規(guī)模最大，結(jié)構(gòu)最恢弘的一首變奏曲。朱曉玫也說，“它的難點在于如何把它的結(jié)構(gòu)架起來，而且每個變奏的個性都很強。”
她如此形容演奏時的心境，“第一變奏給我力量；彈到幽默的第十個變奏我總是會心一笑；第十三變奏帶給我的平靜，任何作品都無法比擬，我會跟著它一起唱；第二十四變奏的波洛涅茲節(jié)奏讓我起舞；到了十五和二十四變奏，我總是陷入冥想，這是三個僅有的小調(diào)變奏中的其中兩個，它們讓我流淚。”
“到了最后第三十變奏，那著名的集腋曲（Quodlibet），這是對神明榮耀的吟唱。我彈的次數(shù)越多，就越被它感動。”

朱曉玫第一次接觸《哥德堡變奏曲》，是在波士頓房東的家中。她從鋼琴上厚厚一沓琴譜中發(fā)現(xiàn)了它。從此，她再也沒有離開這首曲子（攝影：Martin Jehnichen）

巴赫如水，給人一種安靜的樂
1990 年，朱曉玫在巴黎 Saint Julien le Pauvre 教堂開了一場公開音樂會，演奏《哥德堡變奏曲》，全場座無虛席。這是她作為鋼琴家首次公開且成功的演出。那年她正好40歲。
同年，一家唱片公司為她灌錄了 CD。起初，她想到父親的話，“不要在世上留下痕跡”，還有些猶豫。最后她說服自己“留下這件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”。
迄今，朱曉玫已在全世界各地演繹了 200 多場《哥德堡變奏曲》，“每一遍都不太一樣”。有人留意到，和過去相比，她現(xiàn)在的彈奏速度似乎放慢了一些。是否更像在與巴赫對話了？朱曉玫說，她只是“更加自由了”，“重復(fù)練習(xí)，到了一種自由的程度。因為讀書百遍，其義自見。”
朱曉玫說話旁征博引，尤其偏愛老子的道家學(xué)說。她是到了國外才開始系統(tǒng)地閱讀中國古典文學(xué)，以彌補被蹉跎了的青春。
定居巴黎二十多年，朱曉玫發(fā)現(xiàn)巴黎和上海其實有不少相似之處。“林語堂也說過，法國和中國這兩個民族很像——就像德國和日本也有某種共同點。其中一個最大的相似點是幽默感。對我來說，中國人和法國人都很喜歡‘樂’，都尊重生活的樂趣。”
而巴黎這座城市為她追求生活和藝術(shù)的趣味提供了最好的土壤。她住在巴黎六區(qū)，每天下樓散步，周遭的藝術(shù)氣息是在美國和中國得不到的。“我在美國時的彈法和現(xiàn)在不一樣。巴黎確實是藝術(shù)之都，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，教我怎么去追求高級趣味。”
如此想來，朱曉玫當時頂著壓力離開祖國，在歐洲覓得一方凈土，潛心于藝術(shù)，幾十年后如一枚琥珀般出現(xiàn)在中國觀眾面前，這又是誰人之幸？
“與同時代人相比，我是幸運者。我不能忘記這一代人的苦。”朱曉玫說，“上海在文革時是損失最慘重的一個地方，包括我音樂界的老前輩李翠珍、顧圣嬰。這次來上海演出，我不能不說，也不能不想到她們。”
而尤其可貴的是，她把一種經(jīng)歷了苦后得來的樂——一種安靜的樂，通過音樂一起傳遞給了別人。
朱曉玫這次到上海，特地選了在小廳演出，“因為《哥德堡》這么安靜的作品，其實是在教堂里彈的，但沒有辦法。”
她希望觀眾也能安靜一個鐘頭，隨著音樂走。也沒必要帶著譜讀，“有時候跟不了了，也不要勉強去跟。 就是要放松，就像在教堂、寺廟，或者在大自然面前，大海面前，安安靜靜坐一個小時就好了。”
她說，因為巴赫的音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非常自然。但“自然”二字，意蘊深厚，一言難盡。但用老子的哲學(xué)解釋，就說得通了。
“老子很推崇 ‘水’， 巴赫的音樂就像流水。它不是強烈的，競爭性的，但它有巨大的力量，能使人安靜，找到平衡，從中找到一種樂——這不是激動，而是一種安靜的快樂。”她說，“這個就是老子所謂的 ‘不去爭’。安靜的東西不代表弱，相反它是最有力的。”
這也是朱曉玫自己的人生信條。一生極簡，低調(diào)安靜，在音樂中傳達力量。“有時候還是做不到，不能安靜地對待一切變故。但我試著這么去做。”